试论书法艺术精神与人文襟怀
牛耕耘
引 言
当代书法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代，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。早在建国初期，活跃在中国书坛的有郭沫若、沈伊默、沙孟海、林散之、陆维钊、潘伯鹰等，他们的特点是“文人画、学者书”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各种书体、流派如北碑、南帖大量地涌现出来，连民间书体也进入展厅，有的甚至连理发店、早点摊的招牌也写进自己的作品集，充分展现了多元开放的书法新局面。当前书坛流派异彩纷呈，有主流派或官方派、学者派、学院派、六十年代派、七十年代派、八十年代派、现代派等等，构成一幅多样的书法文化生态图景。
但是，其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，诸如书者心情欠缺沉静而多有浮躁，沉潜功夫不够而盲目追风，追求艺术人格化不多而急功近利于声名，最后导致五花八门的作品出现在社会上，从而削弱了文化生态的生机与活力，尤其是对内在书法精神产生了消极影响。书法的未来，书法何为，书法的精神价值，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。因为，书法不是为求变化而变化，变化只是量，还有一个维度需要重新审视，那就是质量，或者高度与深度。中国书法尽管流派纷呈，但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人文生态功能，即致力于人类精神的提高和完善。
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哲学思想的形式表象艺术。它与世间万事万物相融、相通、相和，体现了神形兼备、心物交融、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精神。中国书法以其独特的书写工具、独特的书写形式，依循计白当黑的表现法则，内含书者的精神魅力及人文襟怀，臻达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最高境界。书法艺术是诗、画、乐的生命呈现，它具有诗词的人生况味，绘画的空间张力，音乐的节奏情思，最后以分行布白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，成为最具有东方魅力的艺术形态。
这样一种艺术形态绝非是一种技巧的呈露，而是表现了人的人格襟怀与精神魅力。古语有“技进乎道”，道就是天地境界的人生修为，无论是在诗词中、绘画中，还是在音乐中，这种道体光辉的体现都是深刻的，在此意义上，中国书法体现了一种诗词韵味、绘画意境和音乐通感，并由此成为中国艺术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独特体现，表现出浓郁的精神底蕴与文化魅力。
一、书法艺术的诗词韵味
诗与词统称为诗歌，或简称为诗。诗需有韵味，没有韵味不成其为诗。诗要守格律，没有格律，形象的感觉和真情的表达就难以尽情展现，难称好诗。诗用形象、表真情、用语准确，才能旨深味厚、格调高远、意境深远悠长。
书法亦须韵味。韵味者心之韵味也。古语说“书者舒也”，正说明书法是“我手写我口”、“我口表我心”的真情流露。书法需要情感，但不是没有节制与约束的一泻而出，而是要讲究自我节制，故《中庸》云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”因此，书法深刻体现了“中和”精神。
中国书法充分发挥毛笔行笔的可移性、墨的可化性、线条的可变性与章法的可塑性，达到“韵味酣浓”的意境之美。在感情与墨迹的自然会和相溶中，诗词与书法的笔墨线条和谐统一：情绪表现或婉转低回，或慷慨激昂，或摇曳生姿，或心情振奋。一幅好的书法作品牵动作者的情感，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鸣。尽管书家没有完全表露其心意，但是高明的读者却能从笔墨之间感受到书家的心胸意境，从而达到双方的相识、相知、相融和相印的心灵状态，这就是书法的神奇魅力之所在。
当代伟人毛泽东既是一位政治家，也是一位诗人，还是一位书法家。他的书法造诣极深，自成一家。其诗、书上下五千年、纵横数万里。有两首词值得品鉴。一首是写于1936年的《沁园春·雪》，气象远大，大气磅礴：
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。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须晴日，看红装素裹，分外妖娆。
江山如此多娇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；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。一代天骄，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。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。”
词开篇就是北方万里的雪飘，千里的冰封。诗人触景生情，似有一赌天下之意，千山万水尽收眼底，万里江山融入心中。笔意扭转长城内外、黄河上下，将一腔豪气收放于千钧笔力之中，将舞山飘雪加以神喻，由此进入妙化之境，信手拈来，不费半点力气。此山、此雪、此时、此感，使人想与老天一决高下。诗人借此天地之景喻示了自己欲与天地搏斗的壮烈情怀。情由景起，由情入画，由画入意，由意入韵，等待晴天丽日在洁白的雪原大地上朗照，山河大地犹如一群群红装素裹的少女，或绚丽妩媚，或多姿多娇，或光彩照人，或意气风发，活灵活现于茫茫雪原之中，江山出现红色新姿，太阳也必将升起，预示了一个国家的光辉明天。
再由景入史，由史入韵，笔意连连、情感交融，把美好的江山比拟成美丽少女，使千古英雄豪杰为此争相倾倒。然后笔锋急转，对两千年来封建帝王业绩加以诗人的评点：任何封建帝王之势皆如大江东去，浪花淘尽英雄。笔意随着诗意，诗意融着感情再次转折，甚为感叹，犹如“子在川上曰：‘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’”。旧的封建帝王一去不复返了，真正书写历史的将是今天的人们。
另一首是写于1965年的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，神思飘逸，气度非凡：
“久有凌云志，重上井冈山。千里来寻故地，旧貌变新颜。到处莺歌燕舞，更有潺潺流水，高路入云端。过了黄洋界，险处不须看。
风雷动，旌旗奋，是人寰。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谈笑凯歌还。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”
毛泽东重上阔别三十多年的井冈山，内心充满了感慨和喜悦。词的开篇也是以作者的心境入画，气势非凡、志向远大。以山势之景喻示作者长期以来的志向和重新建设新中国的决心。追昔抚今，前瞻未来，诗人自千里之外来到曾经工作和战斗的地方，看到井冈山今天的变化，触景生情，表达出对井冈山今后的期望。解放后的井冈山上有莺歌燕舞，也有潺潺流水，还有高入云端的道路，视觉之景与听觉之景融为一体。表达了诗人对老区建设变化的赞美。从绘画艺术上看，又呈现了国画山水的意境，表达出诗人内心世界浓重的情感襟怀与故地重游时轻松愉快的心情。当诗人登上最险最高之处时，生发出无限的豪壮情怀，表现出蔑视困难的凌云壮志和对未来的强烈信心与坚定意志。词意和笔意由此转折，“风雷动，旌旗奋，是人寰……”连续递进的三个三字句奏出了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强音，并表明依循规律人是可以改变一切的客观真理。虽然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八年，但以诗人的博大胸怀来看，这只是一瞬间。继而，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谈笑凯歌还”，进一步烘托出了作者轻松愉快、镇定自若的英雄气概和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。正是由于这种大无畏精神，诗词的结尾才说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。作者以豪迈、轻松、自信的心情借景喻人、借景喻世，以富有深刻哲理性的词句结束全篇，从而给读者以奋发向上、努力拼搏、勇往直前的精神鼓励。
细心观之，可见诗人用笔圆融而入境，随心而入神。随着词意的兴起，笔法畅简合度而奇险多变，笔意豪迈而气势磅薄，章法严谨而聚洒有度，韵调优美而奇趣自然，意韵天成而纵横有神，线条舞动而挥洒自如，韵律和谐而浑然天成。欣赏这样的作品，不能不使人意气风发、斗志昂扬，达到一种崇高美的享受。
那么，“韵味”是怎样得来呢？“韵味”是作者的生命体现。作为一个汉字书法的实践者，我认为学习古人要学其“意”，习其“味”，要守格律，用形象，写感觉，表真情，这样便可获得书法艺术中诗词的“韵味”。
二、书法艺术的绘画意境
书法、绘画以“造化为师”。天地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转变化，因此绘画总是生动活泼、神采奕奕，使观赏者感到绘画的无穷意味和无限魅力。魏晋玄学之风兴起，文人雅士追求生命的风韵、作品的神韵，使书法、绘画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、自觉的、活跃的、自由的时代，王羲之、钟繇的出现是魏晋书法艺术的鼎盛时期，而顾恺之的横幅绘画长卷《女史箴图》、《洛神赋图》的出现将魏晋绘画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。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的深入促进了书法、绘画创作水准的提高。[1]正是如此，在东晋后期出现了以书法线条融入画法的创作意识，为后期的“书画同源”奠定了基础。
书画还具有一种“圆满”、“规范”和“法度”。基于魏晋时期书法的成熟以及绘画理论
的确立，隋唐时期的书画创作达到高潮。隋唐的书家继承魏晋以来的书写传统又渐渐开始创新，初唐出现了四家：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与薛稷；盛唐出现了李昭道（李思训之子），颜真卿与他的老师张旭、怀素等等；而后期的柳公权可与颜真卿齐名，有“颜筋柳骨”之说，其代表作《玄秘塔碑》、《神策军纪圣德碑》等，出于颜而秀于颜。在绘画方面，除吴道子和李思训父子外，还出现了水墨山水画和人物画。水墨山水画以王维为代表，他首先采用了“泼墨”法，提升了绘画的笔墨意境；人物画以张萱、周肪为代表，从达官贵人到平常百姓都有描述，其代表作《仕女图》展示了其书法线条的精致、人物的典雅和“自我”精神的表现。
书画还追求一种自然飘逸的意态风神，大致经历了宋、元、明三个历史阶段。与隋唐时期强调“圆满”和“法度”不同，宋代书画创作开始强调崇尚“写实”技法。从北宋到南宋的宫廷山水画，原始的“线勾”画法已逐渐发生变化，形成一种新的“文人画”派体系。苏、黄、米、蔡的出现使“宋人尚意”达到了自魏晋、盛唐之后的又一次书画创作高潮，如苏东坡的《寒食帖》、《赤壁赋》就是“无意而书书乃佳”的典型代表。宋徽宗时期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北宋京都汴梁的汴河两岸的风俗人情，是一种写实画法的作品，其绘画技法精深、场面复杂，章法布局合理、笔墨到位，具体真实地表现出当时社会的农业、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展和繁荣，从而推动了“文人画”的发展。在中国绘画史上，大批的文化名流视绘画为高雅的文化修养，诗、书、画以及序、跋、印互补而完整，使书画艺术达到“飘逸”、“雅观”的文化境界。
元代书画家在“宋人尚意”的影响下，进一步把诗、书、画、印有机结合，形成书画的文雅秀润和空灵含蓄的形态美，其代表是赵孟頫，他在《孤林秀石图》中自题诗咏“石如飞白木如籕，写竹还应八法通，若也有人能会此，方知书画本来同”。赵壹、李衍、顾安、倪瓒、吴镇及赵
在写意上，明代书画在继承宋、元传统创作的基础上又形成独具一格的体系。以“吴门画派”的“吴门四家”沈周、文征明、唐寅、仇英为代表的文人花鸟画法日趋粗放，并发展到徐渭的“变形”水墨大“写意”。明朝前期，唐寅的《王蜀宫妓图轴》及吴伟的《铁笛图卷》夸张到了几乎变形的程度。而明后期的以陈洪绶与崔子忠为代表的“变形”巨匠完成了“文人无形、不求形似”的大“写意”过渡。明代书法的演变初期主要是“宫阁体”的风格，以沈度、姜立纲为代表。中期以“吴中四家”的祝允明、文征明、王宠、陈道复为代表，他们的书法追晋、唐，扭转“宫阁体”风格，形成各自的独特风格而百年不衰。后期以董其昌、徐渭、张瑞图、黄道周、倪元璐、王铎为代表，他们不断创新、学古、反古，形成学古、批古的矛盾的统一体系，形成风格独具的明代书法绘画。
[1] 顾恺之的画论三篇，宗炳的《画山水序》，王徽的《叙画》，以及谢赫的《六法论》，等等。
书画还追求一种充满个性的朴拙之美，这在清代书画中表现尤为明显。清代书画家面对前人的追新求变，选择了“返朴归真”的创作理念，形成了清代书画“尚朴”的创作新观念、新思想。清代初期的画派体系有“四王”、“四僧”及“金陵八家”。“四王”以“正脉”风貌出现，包括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翬、王原祁四人。“四僧”以“反派”风貌出现，包括弘仁、髡残、石涛、朱耷。“金陵八家”以龚贤为代表。对后世影响最大应属“四僧”派系。到康乾年间，在经济发达的扬州，出现了“扬州八怪”为代表的“扬州画派”，他们高举“四僧”大旗，倡导改革创新。他们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文化内涵、鲜明的个性与丰富的感情意识，在章法形式上不拘一格、张弛有度。他们收放自如的技法对后世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。“岭南画派”以广东居巢、居谦两兄弟为代表，他们以形写神、时出新意、挥洒自如、格调高雅，并融入西洋画法。而以其弟子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三人为代表的“岭南画派”将中国的绘画艺术推向一个崭新的高潮。清代的书法创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，“碑学”的兴起为中国的书法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，涌现出大批的书风独特、形体各异、个性鲜明的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。他们倡导“碑学”，著书立说，从而推进了“碑学”的传播和应用。[1]他们竭力推崇北碑，尊魏卑唐，使“南帖”让位“北碑”。清代的“碑学”兴起是一场具有某种近现代性色彩的革命，是一场有理论、有纲领、有章法、有目的地推翻旧文化的文艺革命运动，充分展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强大力量，从而也宣告了古代书史的结束。近代以来，中国书法绘画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了重大变革，这是一个继承与融合并举的历史时期。自1840年以来，“四王”画派体系开始走向衰败，上海成为新的绘画市场，形成了以吴昌硕、赵之谦为代表的“海派”画家群体，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传统的“文人画”向现代形态的转变。与“海派”齐名的“岭南画派”体系，也培养了一大批学生。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“岭南画派”的传统。
书画的现代转型使得书画的现代色彩日益浓厚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书画精神。二十世纪中国绘画逐渐形成两大类型：传统型和融合型。传统型以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潘天寿、傅抱石等为代表，其宗旨是：尊重艺术个性，立足传统文人画，有所创新，形成个性，如删繁就简、意趣横生、平淡天真的齐氏画风；意境深远、浑厚天成的黄氏画风；壮阔遒劲、奇雄奇拙的潘氏画风；立意精细、气势奔放、巧夺天工的傅氏画风。他们的画法风格均继承传统基础并有所创新。融合型除“岭南画派”的高剑父、高奇峰、陈树外，还有林风眠、刘海粟、李可染、张大千、徐悲鸿等大师，他们主张中西合璧，融会贯通，融西洋画法画中国画，是改革中国画的提倡者。徐悲鸿是融“岭南画派”、西洋画法及传统画法为一体的典型代表。林风眠则把西方现代画派如马蒂斯式的线描画法注入到水墨宣纸上，又从民间瓷画中吸取养料，加以流美光润的线条，宁静淡泊的意境，形成他“欲辩无言”的内心独白。刘海粟也是把西方现代画派与传统画法相融的典型代表，他推崇狂热奔放的梵高，其作品大胆而狂热奔放，线条坚凝雄健，苍拔有力，老辣而豪迈，气魄惊人，令人有骇目动心之感。
中国书法具有绘画的意境美，表现空灵的自由精神，而非纯粹的形式。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与当今社会的文化创作环境、创作价值、创作对象以及品类和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绘画的门类在传统绘画基础上又形成油画、版画、连环画、漫画、宣传画等等新的绘画体系。中国画也从趣味高雅的写意、象征、表现和抽象逐步走向较为大众化的写实。因此，中国传统书法、绘画的意境美急需人们去发掘和继承，从而构成一种古今中西互动共生的文化生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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